第三章 三皇五帝 (第3/3页)

。尧将逊位，让于虞舜、舜禹之间，岳牧咸荐；乃试之于位；典职数十年，功用既兴，然后授政；示天下重器，王者大统，传天下若斯之难也。而说者曰：尧让天下于许由，许由不受，耻之，逃隐；及夏之时，有卞随、务光者，此何以称焉？太史公曰：余登箕山，其上盖有许由冢云。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，如吴太伯、伯夷之伦，详矣；余以所闻，由、光义至高，其文辞不少概见，何哉？”太史公这一段文字，是深苦于载籍上的话，和《书》义不合［《尚书》：虞夏同科见义疏，太史公说“虞夏之文”，是指《尚书》而言可知。“尧将逊位……然后授政”是述《书》义；“尧让天下于许由……何以称焉”，是述非儒家的载籍。“示天下重器……若斯之难也”，与“此何以称焉”句相呼应］，既不能一笔抹杀因为有许由冢等实迹可证。《五帝本纪赞》：“学者多称五帝，尚矣，然《尚书》独载尧以来，而百家言黄帝，其文不雅驯，荐绅先生难言之。孔子所传宰予问《五帝德》及《帝系》姓，儒者或不传。余尝西至空峒，北过涿鹿，东渐于海，南浮江淮矣，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，风教固殊焉；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。”可见得太史公的学问，极注重实验，他亲眼看见了一个许由冢，又听见许多传说，然而六艺无征，自然要委决不下了，而又六艺阙然，无可考信的意思。然而据清朝宋翔凤所考究，许由实在就是伯夷。他说尧舜时的四岳，一共有三起人：第一起就是羲仲、羲叔、和仲、和叔四个。第二起分作八伯，四个是

    以上所举几条，不过是彰明较著的；要是仔细搜寻起来，一定还有许多证据。总而言之，“唐虞揖让”“汤武征诛”，都是为公而不为私孟子所谓“唐虞禅，夏后殷周继，其义一也”。实在是儒家的学说，并非实有其事。所以儒家是这样说法，别家却并不是这样说法。就是儒家里头，古文家也还时时露出马脚，只有今文家弥缝得完密—这是因为今文家的老祖师，都是亲受口说于孔子，纯粹是儒家的学说；古文家却有些不纯粹的古书做根据。请看近人井研廖氏的《今古文考》，南海康氏的《孔子改制考》，自然明白。咱们因此可以悟到两种道理：

    其一，儒家的学说，都是孔子所创造，并没有所谓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等圣人。后世实行儒家之学，便是实行孔子之学；其“功罪”“祸福”，一大部分，应当由孔子负其责任［且勿论其为是为非，为功为罪；孔子这个人理想博大；他这学说组织的完密看《孟子·万章上篇》便见；这一篇的话，都是孔门的“《书》义”，上文已经说过了却很是可惊；所以当时有一部分人，很佩服他；说他是“集大成”，是“生民所未有”。一小部分的责任，后世的儒家，也应当分负的］。

    其二，世界究竟是“进化”的，后世总比古人好。譬如“政体”，断没有后世是“专制”，古时候反有所谓“禅让”之理其余各事，都是如此；一部历史，都要用这种眼光看。

    第四节禹的治水

    禹的治水，也是当时一大事。水患的原因，《尧典》上只有“汤汤洪水方割，荡荡怀山襄陵，浩浩滔天，下民其咨”二十个字，看不出什么道理来。《吕氏春秋·爱类篇》说“昔上古龙门未开，吕梁未发，河出孟门，大溢逆流；无有丘陵高阜，尽皆灭之，名曰鸿水”，似乎仍旧是河患；但是《吕氏春秋》这句话，是原本《尸子》的《尸子》已逸，只有辑本，所以现在就引《吕氏春秋》。尸子是晋国人，他单说龙门吕梁，是就他眼见的地方立论参看胡渭《禹贡锥指》卷三，再看《淮南子·本经训》“龙门未开，吕梁未发，江淮流通，四海溟涬”，就可以见得当时的水患，实在是“弥漫于中国大平原”之上了。原来古时候，江淮河济诸水都是相通的这个说法太长，不能细讲；欲知其略，请看孙星衍的《分江导淮论》。《白虎通》：“谓之渎何？渎者，浊也；中国垢浊，发源东注海，其功著大，故称渎也。”《风俗通》引《尚书大传》：“渎，通也；所以通中国垢浊。”《水经·河水注》：“自河入济，自济入淮，自淮达江，水径周通，故有四渎之名。”则四渎之渎字，实在含有“通”“浊”二义；“通”字之中，又含有“通垢浊”同“周通”二义。这都是相传的旧训，绝非郦道元所能造的，所以一有水患，就灾区极广。尧时候的水，据《尧典》看起来，似乎“是多年的积害”，那么，自然情形更重大了。《孟子》上说：

    《滕文公上》：当尧之时，天下犹未平：洪水横流，泛滥于天下；草木畅茂，禽兽繁殖；五谷不登，禽兽逼人；兽蹄鸟迹之道，交于中国。

    《滕文公下》：当尧之时，水逆行，泛滥于中国；蛇龙居之，民无所定；下者为巢，上者为营窟《淮南子》也说“民皆上丘陵，赴树木”。就可以见得当时的情形了。孟子既然是用的《书》说见上节，这许多话，一定有所受之，不是随口乱道的这许多话，却不是儒家文饰出来的，因为用不着文饰。

    禹的治水，《史记》总叙他道：“禹乃遂与益、后稷奉帝命，命诸侯百姓，兴人徒以敷土；行山表木，定高山大川……乃劳身焦思，居外十三年《孟子》说‘禹八年于外’，这些琐细的问题，且别去考据它，过家门不敢入。……陆行乘车，水行乘船，泥行乘橇，山行乘檋；左准绳，右规矩；载四时；以开九州，通九道，陂九泽，度九山；令益予众庶稻，可种卑湿；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；食少，调有余相给，以均诸侯。”和《孟子》“舜使益掌火……禹疏九河，瀹济、漯，而注之海；决汝、汉，排淮、泗，而注之江……后稷教民稼穑……”的说法相合。可见得当时治水，实在是禹为主，而益、稷佐之《史记·殷本纪》载《汤诰》“古禹皋陶，久劳于外”，大概皋陶和益，是父子继业的。至于治水的法子，大概是疏导诸水，使之各有去路。当时江淮两流域的水，本来都是相通的，就其天然的趋势，叫小水归入大水，大水东流入海，那么，江、淮、河、济四水，就是诸水的纲领，所以这四条水，就唤作四渎《风俗通·山泽》引《尚书大传》：“江、淮、河、济为四渎。”《汤诰》：“东为江，北为济，西为河，南为淮；四渎既修，万民乃有居。”《孟子》：“水由地中行，江、淮、河、汉是也。”因为当时诸水互通，所谓四渎，不过是举出四条大水，以为诸水之纲领，所以济、汉也不妨互言。然而《孟子》说的意思，也不是凿定，把江、淮、河、汉算作四渎；所以“疏九河”“瀹济、漯”“决汝、汉”“排淮、泗”，又是把江、淮、河、济并举，却因为诸水本来都相通，所以“而注之海”“而注之江”，又不妨互言。大概古人这等观念本不是精密确定的，不必泥定字面，生出许多麻烦的问题来。禹治水的方法，大概是如此；《孟子》说“水由地中行，江、淮、河、汉是也”，这十一个字，最能概括观念上句是治水的方法，下句是水的统系。至于详细的情形，要带起许多麻烦的问题来，现在暂不必讲它［《禹贡》里的地理，有一部分应当讲明的见本卷第七章。如要晓得详细的情形，可把胡渭的《禹贡锥指》先看一遍。这部书，虽不很精，然而汇集的说法很多，很容易看；看了这一部，倘要再看别种，也就有门径了］。